提到林老师，一张嘴角上提、眉毛略略下挂的笑脸就立刻出现在我的眼前，那是一张慈爱宽容的脸。

记得小时候，跟表姐学琴，一曲《打虎上山》弹得速度飞快，很是得意。见林老师第一面时他问：“弹过什么曲子啊？弹一个听听！”于是，我弹完了《打虎上山》，不无得意地抬眼看着林老师，只见他看着我，过了好一会忽然嘴角上提，眉毛倒挂，“呵呵呵”地笑出了声：“这首曲子，以后你不要再弹了。”我顿时涨红了脸，窘迫地“哦”了一声。之后，每次给林老师回课，一曲结束最怕的就是林老师这张停顿稍许然后展开的笑脸，如果只是笑，不马上说什么，那一定是我的演奏差强人意了。

在我的眼里，林老师是个博学多才的人，跟随他学琴，不只是学演奏。我最初对音乐的认知和感悟就是林老师给予的，他影响我直到今天。

那时候，阮这件乐器既非独奏乐器，也没有什么系统教材，林老师看中了它的发展空间，对我说：“跟我弹阮吧！”于是，他就边教我们边编写教材。

在用弹片演奏的乐器中，过弦在演奏中是比较困难的。一次上课，林老师写了一首过弦练习的练习曲，虽然是练习曲，却并不枯燥，很好听。当我练好了，下次上课的时候这首练习曲已经被写成了独奏曲了，那就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《边寨营火》。那时候老师上课，不计费也不计时，我们每次上课林老师就给我们讲故事，讲各地的风土人情，讲各民族的音乐特点。记得我在弹《草原抒怀》这首曲子的时候，重音的感觉一直找不到，弹出来很呆板，林老师就跳舞给我看，模仿牧民骑着马在马背上起伏的步态，以及驰骋在草原上的幸福感，到现在老师上课时的样子还历历在目。

1982年，我准备报考音乐学院，仅有上海音乐学院在招生简章写着“凡民族乐器择优录取”。那时，对于从没有出过远门的我，上海音乐学院是那么的遥远，这个遥远包括心理上的地理上的，如果不是林老师的鼓励，我恐怕根本不会报考上音。

7月的上海，热得人整夜无法入睡。备考的那些日子，林老师既当老师又当爹妈。陪我练琴、教我乐理的时候，他是辛勤的老师；照看我一日三餐、情绪起伏的时候，他又是细心的父母。

终于熬到考试那天，和其他考生一样，我早早来到考场外，心情忐忑地等待考试。忽见一位老师朝我走来，劈头就问：“你考什么？”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就摇摇头说：“我们不要这个（乐器）。”说完就径直进到考场里去了。我呆愣了一会，回过神来，抱着琴就回到了林老师住的招待所。见到林老师疑问的目光，我就带着哭腔说：“人家学校的老师都说了，不要这个乐器。”林老师听完，慢慢地展开他那张笑脸，不慌不忙地对我说：“他们没听过，你去弹给他们听！”就这样，那年我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，成为上音第一个阮专业的学生。大学毕业时，我出版了第一盒阮的个人独奏专辑，演奏的曲目绝大部分都是林老师的作品。

至今为止，林老师的教材和作品仍然是个音乐院校阮专业的主要教材之一。林老师曾说过：“一个人如果能在历史的轨迹中留下印记，那才叫没白活。”

林老师是一个在阮的发展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人，为阮乐器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。如今，我也为人师表，无论在舞台上还是在教学中，林老师一直是我心中的楷模，他的那张笑脸我终生难忘。林吉良，著名阮教育家。1942年生于大连，长期担任大连歌舞团阮、柳琴独奏演员、创编室主任等。多年来，一直从事阮及柳琴乐曲的创作、整理、教学研究与乐器研制。由他创作、整理的50余首阮独奏曲，旋律优美流畅、富于激情和艺术感染力，深受演奏家和听众的欢迎，已成为各地阮演奏家的主要节目和阮教学的基本教材。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中阮协奏曲《满江红》、独奏曲《凤凰花开》、取材自长安古乐的独奏曲《松风寒》，以及柳琴协奏曲《草原抒怀》等等。这些曲目的问世和不断演出，大大改变了人们印象中阮的平乏，赋予了这件古老乐器丰富多姿的魅力和生动鲜活的气息。自1972年至今，林先生在阮及柳琴的教学上付出大量心血，培养出一大批青年弹拨乐演奏人材，其中不少已是当今知名的演奏家，目前北京、上海等地的音乐学院和民族乐团中的阮演奏员，大多出自他的门下。他还与人合作，成功改制了京月琴、五弦柳琴、高音阮等，拓宽了乐器的表现力。有专著《阮演奏法》《阮曲集》问世，为推动阮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
（摘自国乐启蒙）

刘波，阮演奏家。大连市人。10岁起师从林吉良先生学习柳琴，后专攻中阮。1982年以优异成绩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，1986年毕业后担任上海民族乐团独奏演员至今。

她的演奏深沉内蓄而不失活泼灵动，对音乐内涵的理解和乐曲韵致的把握准确精到，技艺纯熟精湛，富于激情和艺术感染力，在前辈和同行中受到很高的赞誉，同时也深受国内外听众的喜爱，是一位难得的青年弹拨乐演奏家。

（摘自《国乐启蒙》）